2020年11月24日,经由较长时间的经心筹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主理的“镜里千秋:中国古代铜镜文化”展览(以下简称“镜里千秋”展)开幕(图一)。该展览展出国博馆藏铜镜及其相关文物260余件(套),这是国博首次举行有关铜镜的专题展览,其学术意义非同凡响。

图一 国博“镜里千秋”展厅

国博馆藏铜镜数目共计9400余面。凭据藏品泉源的差别,将其分为考古挖掘品(以下简称“挖掘品”)、传世品。铜镜挖掘品有120余面,仅占比例1.3%。虽然挖掘品数目少,然则为科学挖掘所得,具有明确的出土时间、地址,包罗有加倍厚实的历史信息,研究价值较大。本文重点推介的是展出的部门国博铜镜挖掘品,以便让观众实时领会靠山资料,增加对该展览主要展品的深入熟悉。

1.安阳殷墟妇好墓弦纹镜

1976年5至6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事情队在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的岗地上,挖掘出商王武丁配偶妇好的墓葬。由于墓上有一座商代夯土修建基址,妇好墓才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墓内出土大量青铜礼器、玉器等遗物。其中,发现周围铜镜,一面小型镜、两面中型镜出于第六层,尚有一面大型镜出自椁室内。后调拨至国博大型镜、中型镜各一面,在“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出。今见“镜里千秋”展览上的是一面中型弦纹镜,后头饰以六周凸弦纹,其间填以细密的短竖线纹。绿锈笼罩镜背,散发着古朴、悠远的韵味。直径11.8、厚0.2厘米(图二)。安阳殷墟挖掘至今,仅清算出六面铜镜。这次展出的妇好墓出土铜镜,弥足珍贵。

图二 安阳殷墟妇好墓弦纹镜

2.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三面铜镜

1956至1957年,黄河水库考古事情队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挖掘一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虢国贵族墓地,清算234座墓葬。出土三面铜镜,见于两座竖穴土圹墓内。一面为鸟兽镜,发现于墓地中部偏南的1612号墓。在此墓棺内,人骨架胸部有骨戈、串饰,右腿西侧葬有鸟兽镜。此镜钮上下,划分饰以侧立的鹿纹、飞翔的鸟纹。钮左右各有一侧立横置的虎纹。直径6.7、厚0.35厘米。这面镜子的特殊之处在于,镜背中央有两个平行的弓形钮,一样平常的铜镜仅有一个镜钮。

两面素面镜同出于1650号墓人骨架胸部。出土时,两镜叠压在一起。若是仔细考察,尚能看到镜上残留有织物的印痕。铸造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铜镜,发现数目少少,以是说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铜镜填补了我国铜镜史上的一段空缺。三面铜镜均属一级藏品,在这次展览同时泛起(图三),成为这一时段铜镜的一大亮点。

图三 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三面铜镜

3.洛阳中州路西工段2719号战国墓羽状纹镜

1954至195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挖掘260座东周墓。其中,在2719号战国早期墓出土一面羽状纹镜,发现于内椁与棺之间,人头骨上方。这面镜子的主体纹饰为涡粒形的羽状纹,铺满镜背,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挖掘讲述中被称为“蟠螭纹”。其圆形钮座周围及边饰皆为贝纹,较为少见。直径10.8、厚0.15厘米(图四)。

图四 《洛阳中州路(西工段)》讲述收录2719号战国墓出土羽状纹镜

2013年,当我与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史家珍院长配合主编《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一书时,谁也不知道上述铜镜的着落,只能从《洛阳中州路(西工段)》讲述上扫描了一页黑白图片。2020年8月30日下昼,在为“镜里千秋”展览图录撰写一面战国铜镜图版说明时,我突然发现,正在放大端详的国博藏镜高清晰图片(图五),与《洛阳中州路(西工段)》讲述中的羽状纹镜黑白图片,竟然源于同一面镜子实物,恰如南宋辛弃疾《青玉案·元夕》所云:“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令人百感交集。这面出土于战国早期墓的羽状纹镜,不仅是洛阳考古发现年月最早的铜镜,而且是现在所见中国最早的羽状纹镜。

图五 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战国墓羽状纹镜

4.云梦睡虎地9号秦代墓武士斗兽镜

1975年至1976年春,在湖北云梦睡虎地挖掘了12座战国末年至秦代的小型土坑木椁墓。尤其是11号墓,出土秦代竹简1100多枚,保留对照完整,内容大多为秦的执法与文书。其北面为9号墓,墓室面积仅次于11号墓。据挖掘资料整理者判断,9号墓墓主人生前的社会职位,应该与11号墓主人“喜”的职位相当,是秦代的低级仕宦。

9号墓出土漆器、铜器及陶器等近70件,其中有一面武士斗兽镜。形制为圆形,方钮座。最为突出的视觉形象是两位武士划分与两只豹子相格斗。笔者以为,若是从中国美术史上叙事画的角度来考察,这面镜子后头的两组图像描绘的是一位武士与一只豹子的格斗历程。这位武士始终处于战战兢兢的防守态势,而豹子两种截然相反的肢体动作塑造的形象,则生动再现了从进攻到溃逃的格斗历程。该镜主要的学术价值在于,它不仅是现在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人物镜,而且也是我国最早具有延续式构图叙事特点的铜镜。在“镜里千秋”展览上,武士斗兽镜与其他两面铜镜一起,被放置于一个自力展柜内(图六),观众可以浏览到镜子的正、背两面,恣意明白其怪异的艺术魅力。

图六 云梦睡虎地墓9号秦代墓武士斗兽镜

5.长沙伍家岭211号墓鎏金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与铜华连弧镜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举,各地兴起建设热潮。湖南长沙近郊在举行施工历程中,发现大批古墓。1951-195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遣事情队前往长沙配合工程举行考古事情,共计挖掘古墓葬162座,墓葬年月包罗战国、两汉、唐宋等,挖掘地址划分位于长沙北郊伍家岭、东郊陈家大山、东南郊识字岭等地。1959年,诸多出土器物被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博前身)。

在“镜里千秋”展览上,观众可以浏览到六面来自长沙战国、西汉墓中的出土铜镜。包罗陈家大山124号战国墓出土的四山镜,识字岭342号西汉前期墓出土的羽状纹镜与蟠螭纹镜,327号西汉后期墓出土昭明清白重圈镜,伍家岭211号西汉后期墓出土鎏金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铜华连弧镜。尚有一面蟠螭纹镜,出自长沙侯家塘战国墓。虽然鎏金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实物亦呈壁上观(图七),然则在展厅显着位置专门为这面铜镜的3D图片设置了电子触摸大屏,观众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对大宁镜的形制结构、纹饰结构、铭文漫衍有一个仔细、深入的领会。

图七 长沙伍家岭211号西汉墓鎏金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

这面鎏金铜镜出土于211号墓墓室西北的棺椁局限内,被放置于一件直径约25厘米的漆镜奁内,漆奁已朽。棺椁内还随葬有金饼、石璧各一枚及大量五铢钱等,尚有一面四乳四虺镜。在墓室西南部,出土一面铜华连弧镜。挖掘讲述整理者以为,就棺椁的局限和随葬品的设置看来,此墓应该是一座合葬墓。

鎏金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为圆形,圆钮,四叶纹钮座。座外是由T、L、V形纹组成经典的博局图式。一周弦纹圈将纹饰所在空间划分为内、外区,饰以四神、羽人、瑞兽等。外围一周铭文带,共计52字:“贤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羊(祥)。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常(裳)元吉,有纪刚(纲)。”直径18.7、厚0.25、缘部0.6厘米。

笔者将鎏金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的学术价值,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纹饰结构,一样平常博局镜内、外区里的纹饰中规中矩,随形就势,成为适合纹样,这面大宁镜不仅有此类纹饰,另有另外一类动物纹饰,头在内区,身体在外区,它们突破了内、外区的界线,可以说是在一种全新设计理念指导下形成的构图式样,艺术性更强。二是铭文内容,“中国大宁”的吉语铭文新颖别致,寄义深远,与现代中国人产生了强烈共识。三是铸造工艺,镜背经由鎏金这一特殊加工工艺制作而成,使之成为特种工艺镜。基于上述三点,使得此镜成为该展览中举世无双的“明星展品”。再次回味一下2017年国博举行的“秦汉文明”展览上,将大宁镜作为压轴大戏,真是意味悠长,寓意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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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鄂城五里墩墓地4037号墓佛像对凤镜

1975年7月9日,在湖北鄂城鄂钢五里墩墓地4037号三国孙吴墓中挖掘出一面佛像对凤镜。考古讲述整理者将鄂城周围的377座墓葬划分为四个墓区。第四墓区为洋澜湖周围墓区,可分为三处墓地,其中有五里墩墓地。该墓地先后挖掘了24座六朝墓,包罗孙吴墓11座,西晋墓7座,东晋墓5座,南朝墓1座。

出土于4037号墓的铜镜为扁圆形钮,圆钮座。座外周围各饰一桃形叶。其中,三叶内各铸一尊佛像。均有项光,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莲台两侧各有一条护法神龙。尚有一叶内中央,据学者考证,为思惟菩萨侧面像,半跏趺坐于莲台上,一手抬起,与项光相接。其眼前跪有一位供养人,死后立有一名胁侍。四叶外饰以四组对凤衔节纹。外围十六内向连弧纹,内置飞禽瑞兽。直径16.4、缘厚0.4厘米。

在“镜里千秋”展览上,这面佛像镜被单独安置于一个壁上圆形龛内展出(图八),观众可以近距离浏览佛像镜的细腻与典雅。镜体略有残损,却仍然能够感受到此镜独占的细腻与韵味。它曾经被考古学家王仲殊先生誉为佛像对凤镜中“难过的珍品”,笔者以为它是现在所见中国考古发现年月最早的佛像镜之一,其年月为三国孙吴时期,而非西晋。

图八 鄂城五里墩墓地4037号三国孙吴墓佛像对凤镜

7.西安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光正随人十二生肖镜

1957年,为了配合陕西西安市区建设,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陕西西安城西约一公里的潘家村周围,挖掘出隋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位于隋代首都大兴城(即唐长安城)休祥里万善尼寺遗址局限内。此墓埋在一座夯土台基下面,有墓道与墓室两部门,墓室为长方形竖井坑。将填土清算后,墓室中露出石椁和墓志。揭开椁盖和四壁后,发现一具镌刻细腻的石棺、放置于石棺盖上和周围的随葬器物。棺内尸骸头南足北,各种随葬品众多。此墓未被盗掘扰乱,保留完好。随葬器物种类包罗陶俑和陶制明器、陶器、瓷器、金银器、铜铁器、玉石器、玻璃器等共计230余件。其中,棺内中层北端有一件铜洗,盛有一面光正随人十二生肖镜,镜子下面垫有黄色细纹纸五层。

据墓志可知,虽然墓主人李静训是一个年仅九岁的女孩,却由于她是皇亲贵戚,以是墓中葬具细腻,随葬品种类厚实。她的外祖母杨丽华是北周皇后,隋文帝杨坚的女儿,职位显赫。墓中石棺内中层出土铜镜为一样平常工艺镜,圆钮。镜背纹饰结构沿袭着两汉以来多圈带的构图模式,自内向外,划分为“光正随人,长寿宜新”的八字铭文、缠枝卷草纹、十二生肖、锯齿纹四个圈带。直径16、缘厚0.7厘米。这面铜镜保留完整,略有变形,镜背泛出一层红斑绿锈,透着一种古朴与深邃的韵致。与此镜同时展出的,另有石棺内出土盛放镜子的铜洗,尚有铜钵、铜?斗、绿玻璃小瓶及绿玻璃盖罐等(图九)。

图九 西安隋李静训墓出土铜镜及其他器物

8.洛阳涧西唐兴元元年陈曦配偶合葬墓螺钿高士宴乐镜

1955年,在河南洛阳西郊涧河以西的16工区,清算古代墓葬90座。其中,以76号墓形制较大,器物保留基本完好。该墓位于邙山南麓的平原地带,坐北朝南,为土圹洞室墓,有门路斜坡墓道。墓室内放置两具木棺,已腐朽成灰。东侧的一具尸骸,据出土遗物判断为男性,另一具尸骸朽不可辨。随葬的陶瓷器大多放在后壁耳室中。西侧的女性墓主人棺中随葬有铁剪、月宫双鹊铜镜等。东侧的男性墓主人棺中有铜洗、后头镶嵌螺钿的铜镜等。在过洞中,出土两合石刻墓志。据墓志可知,此墓为唐代兴元元年(784年)陈?配偶合葬墓。1959年,墓中出土螺钿高士宴乐镜被调拨至中国历史博物馆,后长期于国博“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出。

在“镜里千秋”展览上,这面螺钿镜展出于特种工艺镜展柜内。在直径25厘米的镜背上,用螺钿镶嵌出一幅闲适优雅的高士图。画面中的主体形象是排列镜钮左右的两位高士,悠然对坐,左侧高士弹奏阮咸,右侧高士手执羽觞,死后立一侍女。镜钮上方设置花树、小鸟、小猫、鹦鹉,下方则有仙鹤、小鸟、水池(图十)。笔者以为,此镜是现在中国考古所见直径最大、画面唯美的唐代螺钿人物花鸟镜。曾经被选为封面图,印制于收录了212面古代铜镜精髓的《中国青铜器全集·铜镜》一书的护封之上。

图十 洛阳涧西唐陈曦墓螺钿高士宴乐镜

附带说明一下,在“镜里千秋”展览上还展出一些东距洛阳约130公里的三门峡出土唐镜。1957-1958年,为了配合河南三门峡市区建设,黄河库区考古队在这一区域举行了考古挖掘,清算了一些唐墓,部门器物保留在国博。展出的有三门峡市区唐墓出土铜镜,如宝相花镜、对凤花叶镜、仙骑山岳镜及螺钿盘龙镜复制品。

9.忻县城南豆罗村北宋政和四年田子茂墓缠枝牡丹镜

1957年8月,为了配合基本建设工程,在山西忻县城南三十里豆罗村南火车路东侧挖掘一座古墓冢,冢前有石雕翁仲和虎、羊各一对。此墓分为墓道与墓室两部门。墓室为平面呈八角形的单室砖墓,清算出两个人头骨,葬具无存,推测这是一座合葬墓。

出土铜器24件,均为明器,除博山炉、铜镜为铸造外,余皆为锤打的铜器。另出北宋铜钱61枚,瓷器两件,铁鞭、玉带各一件。在墓室东壁周围出土一方墓志,据此可知,墓主人姓田名茂,后改名子茂,字仲坚。生于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由武状元积职至武功医生,河东路第六将,于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卒于驻扎地隆德府(今山西长治市),享年55岁。

墓内出土两面铜镜。一面为圆形,主体纹饰为缠枝牡丹纹,镜钮右侧铸有“程”字阳铭(图十一)。此镜出土时放在一件镜盒内,盛放牡丹镜的铜镜盒,盒盖上有精致的线刻孔雀、牡丹,周围有云纹装饰,盒底上有线刻莲花,花心有一小圆孔。另一面为葵花形素面镜。2003年,在我主持挖掘的洛阳王城花园考古工地出土一面北宋折枝牡丹镜,其题材内容与山西忻县宋墓出土铜镜相同,在显示形式上略有差异。宋人将牡丹纹铸于镜背,是这一时期人们喜好牡丹的详细体现。

图十一 忻县城南豆罗村北宋田子茂墓缠枝牡丹镜

综上所述,国博展出的铜镜挖掘品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虽然展出铜镜挖掘品数目仅有30面,质量却是堪称一流;第二,自商代至宋金时期铜镜,时代大要连贯,名品不停,与一些主要的考古发现相关;第三,不仅有一样平常工艺镜,还展出了六面特种工艺镜,如战国透雕蟠螭纹镜、西汉鎏金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唐代螺钿高士宴乐镜、银平脱宝相花镜等,划分代表了差别时段制镜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

(本文所引考古挖掘资料,均源于相关的野外挖掘简报、讲述,因篇幅所限,仅列出七种有代表性的考古讲述出书信息。所用彩图,为作者在国博南14展厅拍摄。)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书社,1980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书社,1959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科学出书社,1959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挖掘讲述》,科学出书社,1957年。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书社,文物出书社,1981年。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鄂城六朝墓》,科学出书社,2007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书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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